报 告 人：杨庭硕，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报告题目：论贵州喀斯特山区生态灾变的人为成因
杨庭硕教授在大会上赠与我中心图书
当代的喀斯特山区生态灾变频发，以至于不少学人都将这里的生态系统定义为脆弱生态系统，但对区域生态系统为何呈现为脆弱性则众说纷纭。大致而言，有人主张是自然因素使然，也有人认为是人为原因所导致，当然也有人认为两者都在同时发挥作用。但若注意到当代生态蜕变最严重的地带，哪怕是大面积呈现为石漠化灾变景观的区域，从有关典籍可以发现其在不太长的时期以前生态环境仍相对良好，真正的石漠化灾变仅发生在近一百年以内。喀斯特山区的地质演化，总是按照地质年代去加以计量，演化速度极其缓慢，不足以在相对短暂的时段内彻底摧毁原有的生态系统。因而有理由相信，人为因素在喀斯特山区生态灾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综合排比不同地区生态灾变的表现形式，还可以进而发现，不同民族文化对当地资源所采用的不同利用方式，对生态灾变的酿成，作用更直接和显著。
报 告 人：陆韧，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报告题目：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
陆韧教授考察古镇
元代于在湖广行省西部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贵州“溪洞”地区，招抚溪洞民族群落归附元朝，进而实行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整合，设置339个蛮夷官，归属湖广行省的13个安抚司统辖，形成安抚司—蛮夷官管理体系。元朝的蛮夷官制是在平定南宋边缘地带各溪洞民族群落的过程中创制的，特别是对八番顺元地区的征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终元一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招谕和蛮夷官设置活动从未停止。
传统观点把蛮夷官看做正式的行政单位，看做土司政区，将其与“下州”等同的政区加以考量。但实际上，蛮夷官制是元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边疆民族行政管理向“中间地带”推进，消除溪洞地理环境造成的区隔障壁，而对溪洞民族群落初步整合下设置的基层管理组织，其设置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该区域民族群落组织结构和地域分布特点。蛮夷官制既反映了元朝民族地区管理既有“去羁縻化”特征，又表现出对少数民族地理环境差异性及其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复杂性的认识深化，其特殊管理模式使国家不再为被“中间地带”和崇山峻岭所阻，西南与内地基于国家化的趋势整合起来，打破传统的“夷夏之防”或“夷夏变夷”的桎梏，建立新的制度和统治模式。
报 告 人：张晓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报告题目：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基督教传播与分布的初步考察
陈庆江教授发言
明代滇、桂间的交通道路，《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二》、刘文征《（天启）滇志·旅途志》、杨慎《滇程记》、程春宇《士商类要》、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王士性《广志绎•西南诸省》等文献皆有记载。但这些文献所载滇桂间道路上沿途某些站点的地理位置，基于此前研究的不足，还须作一些考证。
明代后期半个世纪间，由于社会的动荡战乱，滇桂交通并不稳定，各路都出现衰敝阻绝的状况。其中的北路，先是万历中后期播州杨应龙之乱及平播战争、万历末年至天启时的水西之乱，致使其“经年不得通”。再后至崇祯年间，贵州丰宁上下司、广西庆远府八寨等处盗匪为患，通行艰危。南路所经地区，崇祯初期发生滇南土司普名胜的叛乱，富州沈、李两土司崇祯间亦构隙交攻，道路因之阻闭。中路本就一直不甚通畅，经行者少，明末由于其所经的一些地方受广南府侵扰，加之田州、泗城州土司恃强而攻掠周边地方，故亦成畏途。滇桂交通道路通往京城，为全国交通干道网络的一部分。鉴于明末衰微的状况，它们或得以实际的整治，或经有关人员提出整修而未曾有效实施，但总体看整治成效并不显著。
报 告 人：马强，重庆市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报告题目：唐宋时期对四川盆地动物地理的考察与认知
马强教授发言
四川盆地地处中国西部南北交汇地带，历史时期曾是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活动地，具有纲目科属齐全、地理分布密集诸特点。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唐宋时期的四川盆地是学者重点考察的区域之一。唐宋学者对当时四川盆地的野生动物的观察、记录虽然十分零散，但内容较为丰富，特别是对秦岭巴山地区的长臂猿、金丝猴、大熊猫，对川西北地区的牦牛、藏羚羊，对川西南地区的大象和犀牛，以及一些微小有害昆虫类动物的观察与记录，最富有科学史价值。但唐宋学者对巴蜀动物的记录与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对动物习性的解释理论和知识体系一般来自《尔雅》，《释名》、《广雅》、《尔雅翼》等辞书名物训诂，学者在巴蜀生物记述中常常借动物而渲染西南地域的荒蛮与恐惧，带有一定对西南“边鄙”之地神秘化、妖魔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