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 告 人：熊康宁，贵州省地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报告题目：黄果树­—屯堡景观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系列提名潜力分析

熊康宁教授发言

黄果树-屯堡景观以其独特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在高原-峡谷地貌结构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重要的科学研究与保护价值，整体满足世界遗产申报的标准(v)、标准(vii)和标准(viii)。黄果树—屯堡系列遗产提名地满足《世界遗产操作指南》关于真实性方面的要求，如完好保留有云山屯古建筑群、伍龙寺古建筑群、鲍屯古水利工程、高荡古建筑群和格凸河洞葬等。同时，其亦满足《世界遗产操作指南》关于完整性的要求，完整地展现了喀斯特高原村落文化景观的整体性。

黄果树-屯堡景观短期内不可抗拒的申遗风险来自于：自然属性与中国南方喀斯特有雷同之处；黄果树景区旅游开发园林化严重，屯堡景区城镇化与人口集聚、工业化与开发建设项目众多；受乡村旅游、乡村城市化和园林化等开发建设项目的影响，屯堡景观中的村落文化景观正在消亡，其完整性和真实性正在破坏；三个片区的自然与自然、自然与文化、文化与文化的逻辑关联有待深入研究；缺乏国际有影响力的SCI、SSCI等高层次的期刊论文发表。屯堡文化风景名胜区属省级风景名胜区，不具备国家保护属性；整个系列提名地未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等等。综合考量，目前申遗的成功率为65-70%。

报 告 人：李玉尚，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报告题目：气候变化与清代以来云南的鼠疫流行

影响清代以来云南鼠疫流行最关键的因素是气候。在云南，只有当社会出现动荡甚至战乱时，社会因素才超越气候因素，成为影响鼠疫的罪魁祸首。传统时代云南铜矿开发、盐业开发、茶叶贸易等最重要的产业，对于鼠类生态系统的扰动，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在1770年代鼠疫开始之前，温度有了大幅的回升，之后的鼠疫发生累积范围基本与温度波动正比同步。直到1840年代由于“永昌之乱”以及同期高于均值的气温，鼠疫流行范围剧烈扩大，这样剧烈的流行趋势在“回汉相争”之后进一步加剧，强势社会动荡和战乱因素的介入，促成了在寒冷背景下的咸同年间鼠疫大流行。一直到1890年代，寒冷再次加剧，这是自1721年以来气温的最低点，以昆明冬季气温为参照，当其低于8.3℃的时候为偏冷，而1891-1900年昆明冬季气温为前所未有的7.6℃，较之前的7.8℃更低，因此鼠疫流行也在同时期迅速减轻。

报 告 人：刘祥学，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

报告题目：边疆认同与安全保障：中国古代王朝治理边疆的教训钩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华夷五方”的分布格局。在中国古代王朝疆域发展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世居边陲之地的少数民族的华夏向心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边疆少数民族众多，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各族的经济、文化水平、社会制度与习俗，均迥异于内地。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往往沿袭“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策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在文治方面，汉族统治者过份强调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原内地的认同，本身却极度缺乏对边疆族群的客观认同，导致汉族与边疆族群的心理隔阂难以消除，不利于内地与边疆信任关系的建立，也不利于发展边疆民族的华夏向心力；在安全保障方面，边疆各民族承担着守边、固边的重任，同时各自又有特殊的利益诉求，他们既可能面临域内强权的欺凌，也有可能面临域外强敌的侵夺，在经济落后，军事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中央王朝的果断支持。但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不信任，实行“以夷制夷”政策，使边疆弱小民族极度缺乏安全感。每当中央王朝实力下降，对边疆民族的安全承诺就容易成为一纸空文，边疆弱小民族往往沦为外敌奴役的对象，这无疑会极大地损害中央王朝的政治声威，削弱边疆民族的向心力。因此，要巩固华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局面，在边疆治理当中，需解决内地对边疆的认同，以及完全满足边疆民族的安全关切，以实际行动，践行保障安全的承诺，才能有效地促进边疆民族的华夏向心力发展，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报 告 人：李勇先，四川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报告题目：晚晴明国时期四川乡土志的编纂及其特点

李勇先教授发言

乡土志是晚清民国时期编纂的一种有别于乡镇志和其它府州县地方志的史书，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编纂的主要用于小学乡土史地知识教育的教材，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爱国爱乡思想，倡导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改良民俗、普及科学知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巴蜀地区乡土志不仅在数量上位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山东，而且在体例和内容上也具有代表性，直接反映了清末民国社会转型时期巴蜀社会变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地域特点，对研究当时巴蜀社会、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光绪三十一年学部尚书张百熙奏请天下郡县撰辑乡土志“用备小学课本”，并编订《乡土志例目》，全国各府、州、县、乡政府及当地的小学教员或乡绅纷纷组织编纂，乡土志由是兴起。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重新制定了学制，并多次进行改革，但始终重视乡土史地教育工作。除官方主持编纂外，许多民间人士也逐渐参与乡土志编纂，《乡土志例目》的影响逐渐弱化，编纂内容和体例也更加丰富和多样。总体而言，乡土志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思重视培养儿童爱国爱乡意识；注重向儿童灌输进化论思想；注重实业理念教育；直接反映社会变迁；真实地记载了清末民国时期巴蜀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六是生动记述了各地民情风俗；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重视移风易俗等等。

报 告 人：杨斌，贵州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贵州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报告题目：民国时期四川与贵州之边界纠纷—长坝槽之争

杨斌教授发言

长坝槽之争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六月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川黔两省在清理拨正插花地的过程中，围绕长坝槽的归属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长坝槽之争虽没有改变长坝槽的隶属关系，但充分反映了民国时期川黔两省在清理拨正交界地区插花地过程中的矛盾与分歧，其实质是一场利益之争。

长坝槽之争可以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第一，行政区域界线必须明确并严格遵照执行。第二，行政区域界线的划定应尽量维护地方资源禀赋与生产要素的完整性。第三，行政区域界线的调整应克服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要服从并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若干研究表明，中国的行政区划设置存在很多问题，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的呼声由来已久。党的十八大报告及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表明中央已将行政区划调整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今后的行政区划调整中，应充分吸取历史经验，加强科学研究，着眼长远发展，尽量避免产生边界纠纷。